▲檢察官是國家公益代理人、法治守護者，理應做到「對被告有利不利事項一併注意」的義務，堅守刑事法中最重要的無罪推定原則。（圖／視覺中國CFP授權提供）
筆者在11月27日〈是恢復特偵組的時候了〉一文中，提醒檢察機關「司法如皇后貞操，不容懷疑」，希望負責偵訴的檢察官要避免陷入不當行政指導的為難處境，而憂心北檢幾件高度爭議性的起訴內容，恐遭行政權干涉的質疑。
對此，北檢「措辭強烈」地以聲明譴責筆者。於受領指教的同時，針對質疑，筆者還是要先以北檢對李述德的起訴內容來說明。
首先，2003年12月30日，遠雄在大巨蛋案以「零營運權利金」的條件，獲得最優申請人資格，這是北檢所不爭執的。據知，2004年9月23日李述德召開議約會議時，北市府雖保有議約裁量權限，但為免申請時所提出的條件毫無意義，仍應以遠雄當初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的條件為基礎。有關此情事於北檢的新聞稿中並未提及，因而予人「本來遠雄應支付權利金，但經李述德參與的議約會議後，便無需支付權利金」的印象。然而，事實上遠雄一開始就是以「零營運權利金」的條件取得最優申請人之資格。
筆者於前文指出：「起訴書刻意忽略遠雄一開始就是以零權利金得標大巨蛋，而製造出本來有權利金，是因為李述德才取消的推論。」便意在提醒檢方，縱使對李述德議約會議的結論，檢方存有合理懷疑，仍然不能忽視「零營運權利金」並非在該會議中才突然冒出，而是起初便存在的事實。
檢察官是國家公益代理人、法治守護者，對筆者文中例舉的起訴／上訴的被告，北檢是否做到「對被告有利不利事項一併注意」的義務？是否堅守刑事法中最重要的無罪推定原則？北檢在幾件起訴案，起訴書的品質，筆者企盼能夠有更強的說服力，不只是讓原本對案件及被告抱有懷疑的民眾接受，更能讓持有不同看法的社會大眾信服。
再回應北檢「過去特偵組不起訴的舊案，本署迄今根本尚未有一件偵結起訴」。
精確地說，雖未有偵結案件起訴，但卻有「簽結」而又重新偵辦的案件。於北檢發此譴責聲明的「同時」，有一個案件轟轟烈烈的「正在高院開庭」，那就是馬英九前總統被北檢起訴的洩密案。該案早在2013年經綠營人士告發，即使是在馬卸任失去豁免權後，特偵組也未起訴。而事實上，排除總統刑事豁免權的因素，不只是形式、程序上，原承辦馬英九洩密案的主任檢察官在3年多前的簽呈，也已實質上認定馬英九未犯洩密罪與教唆洩密罪，這個簽呈也經過當時檢察長核閱蓋章。
而在北檢換了檢察長，就突然推翻了簽呈，以洩密罪起訴馬英九，起訴書之立論也遭王健壯、夏珍等資深媒體人提出嚴正質疑。與此相關的柯建銘自訴（雖非北檢起訴）馬洩密案，一、二審都判無罪確定。此外，北檢起訴案，法院一審也判無罪，北檢仍為上訴而上訴，浪費司法資源，更陷嫌疑人於雙重追訴的不利益。北檢起訴／上訴檢察官難道不該反省與檢討？
▲柯建銘自訴（雖非北檢起訴）馬洩密案，一、二審都判無罪確定。北檢起訴案，法院一審也判無罪，北檢仍為上訴而上訴，浪費司法資源，更陷嫌疑人於雙重追訴的不利益。（圖／記者張一中攝）
尤令筆者痛心者，「準司法機關」的北檢在對馬英九的起訴書中，竟認為司法關說，只是國會道德自律事項，「無關公共利益」，藉以推論馬召集閣揆、幕僚諮商為「無故」洩密，試圖推翻總統捍衛司法獨立的解釋。此外，儘管法務部長邱太三已公開表示將制定「妨害司法公正罪」，至今未聞北檢向大眾修正其「立委關說司法，無關公共利益」之立場並表示歉意，並應在此基礎上修正起訴意旨。
筆者寫〈是恢復特偵組的時候了〉一文，是企盼在複雜對立的政治及媒體環境中，透過制度設計，讓檢察體系減少、克服「先入為主」的人性考驗。尤其是在面對重大、敏感的案件，司法的信任更被大眾放大鏡檢視。筆者認為，唯有嚴守無罪推定，謹慎考量對被告有利不利的各種情事，才能找回民意對檢方的信賴，並透過完整的制度理性，建構出能有效、公正運作的司法環境。
最後，筆者還是要回頭討論「特偵組存廢」制度問題。民進黨政府廢除的理由充分嗎？比起地方檢察署，由獨立任期保障的檢察總長所指揮的特偵組，不更能打擊政府內部的重大不法案件？如果涉案官員居高位，將辦案壓力放在地方檢察署，真是摘奸發伏的設計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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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作者陳長文，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。本文轉載自2017年12月1日中國時報A18版。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88論壇歡迎更多討論與聲音，來稿請寄editor88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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