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司法機關在無法律明文規範下，將限制住居方法持續擴充成限制出境，違反程序法定原則。（圖／視覺中國CFP）
限制出境（也涵蓋限制出海）在《刑事訴訟法》並無明文規定，這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。
但是《刑事訴訟法》並未規定限制出境，何以法院、檢察官卻常常為限制出境處分呢？
這是因為最高法院以《刑事訴訟法》上「限制住居」之規定（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16條），去推論衍生出「限制出境」屬於「限制住居」之強制處分。最高法院認為《刑事訴訟法》保全被告遂行訴訟進行的方法，依其情節輕重而分別有羈押、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等方式，限制住居屬於較輕微的手段，限制出境與限制住居名稱雖有不同，但實為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。
而因為《刑事訴訟法》上有關限制住居之強制處分，明文規定可以適用在檢察官偵查，導致目前檢察官對於偵查中之案件，亦有權對犯罪嫌疑人為限制出境處分，本來最高法院在說明法院對於是否限制出境，本有裁量權限，自可為此一強制處分；然檢察官是否可以比照最高法院所賦予法院裁量權限，直接援用作為自身具有限制出境權限依據，頗值深思。
法院對於被告為限制出境處分，很明顯的就是在保全被告遂行刑事審判的順利進行，作為替代羈押的手段，如以足認有犯罪嫌疑或犯罪嫌疑重大程度而言，法院妥慎裁量為之，避免動輒以羈押之過當手段侵害人權，法院為此一處分有其正當性。
然而，檢察官對於犯罪嫌疑人為限制出境處分，目的就應該在刑事偵查的便利，就是能隨傳隨到，讓案件順利偵辦，但此時，僅僅作為犯罪嫌疑人，遭指控的犯罪事實是否存在、是否屬嚴重犯罪，猶待一段時間釐清，檢察官對此僅有一個批示，並無任何理由說明限制出境的必要性。
案件尚在偵查中，很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僅僅只是形式上的被告，且依近年來的法務部統計數據，如扣除酒駕公共危險、施用毒品等二項大宗案件之外，其餘檢察官偵辦案件有近半數的比例是以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，這意味著，人民無端遭受指控，經檢察官啟動偵查程序，而生不利益或損害者，人數頗眾。
刑事訴訟上之強制處分，無論是羈押、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及搜索，都是令人民基本權遭受程度輕重不一的侵害，既然是人民須忍受基本權受侵害，國家權力行使就須受憲法第23條限制規範，檢察官援引最高法院對替代羈押手段的理論，卻將限制出境作為自身遂行偵查便利之手段，而非作為替代羈押手段，自身論理依據已與法院考量者不同，顯已有違憲法有關人權保障的規範。
同時也因為最高法院推論限制出境係為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，由此衍生「向限制住居所在地派出所定時定期報到」、「限制住居於騎樓」等等執行限制住居方法，或許日後將有更令人驚豔的執行方法亦未可知，然而，司法機關在無法律明文規範下，將限制住居方法持續擴充，也違反程序法定原則。
其中，以偵查中限制出境限制人民移動自由，僅係為了滿足檢察官偵辦案件需要，而限制出境亦無羈押期限之規定，往昔甚有遭限制出境多年，案件早已終結，檢察官仍未解除限制出境情形，當時因人民甚少出國，遭限制出境不自知，但現今因工作、家庭等等因素，如跨國企業、異地婚姻等情形甚多，出入國境已屬日常生活一部分，檢察官不論案件需要與否，只圖辦案便利，動輒以限制出境限制人身出入境自由，人民所遭受工作、家庭的不利益損害，均遭漠視。
●楊智綸，中理律師事務所所長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、法務部刑法分則研修小組研究員。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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