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教崩壞/少子化的騙局 是誰放任博士繼續流浪?

近年來,大學教師少得比學生還快,調查教育部資料,生師比惡化才是高教人才供需失衡的關鍵,而非少子化。(圖/記者季相儒攝)

《高教崩壞》系列一

文/蔡百蕙

編按:因國人傳統不喜在虎年生育,1998年虎年是我國出生人口首度跌破30萬大關,該年出生者將自今年起開始進入大學就讀,因此預估本學年度大學新生將較前年大減近1成、約2萬人,各大學招生面臨重大瓶頸關卡,即所謂「105大限」。然而,在少子化的浪潮下,除了放任部份私校陸續倒閉之外,「105大限」是否也可以是高教轉型的契機?

Rose是北部某私立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,早在今年她任職的大學傳出指考缺額率超過5成的消息前,她就擔心隨時會失業,在同系教師的Line群組裡,大家最常討論的,就是轉業可以做什麼?有人想開簡餐店、有人想乾脆去教補習班,她說:「以後教職只有更難找了。」

「找教職有沒有人脈、背景才重要,學校根本不看專業!」談起4年前求職的經過,Rose忍不住氣憤地說道。當時她頂著美國名校洋博士的光環回國,認為自己的研究領域又特殊,再加上出國前還有4年的大學教學經驗,「覺得我條件不錯,不可能找不到工作。」

結果她發現自己大錯特錯。針對新竹以北大學的英文科系,投了至少2、30份的履歷應徵,卻只得到2家回覆面試的機會,而且都是以前當講師兼過課的學校,「最難過的是其他學校連面試的機會都不給的恐慌,」連回函婉拒的基本禮貌都沒有。

美國博士班的同學Tiffany早她1年回國求職,結果更慘,找來找去,只找到在3間私立大學兼課的缺,南北兼課,賺一小時635元的鐘點費,而且寒暑假就失業,熬了一年多,最後終於受不了了,接受上海一所國際學校的邀請,擔任高階管理職。

現在Tiffany月領5萬人民幣,自認在薪資上獲得了補償,工作上也得到了成就感,「中國大陸看專業,不看背景,」這份薪水包含了她的資歷和經驗,「過去的點點滴滴都轉換成人民幣了。」

教職難找,顯示了台灣學術市場的高階博士人才供需嚴重失衡,就連一般認為具有優勢的洋博士們,也到處碰壁。過去近10年來,平均每年有3千多位的本土博士畢業,最新統計的102學年度則有4048位,再加上回國求職的洋博士,每年大專院校釋出的專任教師職缺卻只有約400個,明顯的僧多粥少。

隨著生育率的下降,大學新生入學人數也逐年遞減,2028年預估很可能只剩一半、僅15.9萬。(資料來源/教育部統計處。製表/記者蔡百蕙)

台灣的高教環境當真這麼糟?待在這裡就只能提心吊膽,擔心在少子化的打擊下,如果不出走,接下來只能等待失業?

生師比惡化:老師其實少得比學生快

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不這麼認為,「一直說缺愈來愈少,原因不是少子化!」她指出,早在105大限來臨前,大學教師的職缺就愈來愈少,減少的速度甚至比學生減少的還快。

根據教育部統計,在少子化的影響下,近2年學生總數減少僅約「千分之4到5,」教師人數卻以近3倍、「千分之13」的速度在減少。

「很大的原因就是生師比的問題,這幾年台灣的生師比逐年都在惡化。」對比OECD國家平均15左右的生師比,以及中國大陸的17,台灣的還曾高到27,去年微降至26.1。

近2年,少子化讓各大專院校學生總數減少千分之4-5,教師人數減幅卻達千分之13。(資料來源/教育部統計處。製表/記者蔡百蕙)

生師比惡化,即愈少的老師負責教更多的學生,陳書涵直指,職缺愈來愈少,是用教育品質換來的!

此外,高教工會一直以來也提出質疑,台灣惡化的生師比甚至還有灌水的問題,「把教官也計入教師,然後外籍生、僑生和陸生都不計入,讓學生看起來少,教師看起來多,」師資不夠的部份,學校大量聘兼任教師,且4名兼任可算做1名專任,既省了成本,又可衝高生師比的數字。

對比80學年度只有「18.5」的生師比,政大勞工所教授、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表示,少子化應該是高教改善教育品質的契機,在入學學生減少的同時,調整回從前的較低的生師比,「如果回到民國80年的生師比,等於可以再增加約3分1的教師,會有多少老師可以增加呀!」

逐年增加的生師比,是反映高教品質惡化的指標之一。(資料來源/教育部統計處。整理/高教工會。製表/記者蔡百蕙)

高教崩壞:將近一半教師全是兼任

劉梅君進一步指出,兼任教師比例過高,是高教品質崩壞的另一重要指標。

檢視過去7年全國大專院校專任與兼任教師人數,赫然發現,在專任教職減少的同時,兼任教師的佔比則逐年增加,最新的104學年度統計數字更顯示,兼任教師人數高達4萬5千559名,佔教師員額比例高達48%,等於有將近五成的教師都屬兼任。

「這實在很離譜耶!」劉梅君對大學高比例兼任教師的現象直呼誇張,「教育部應該針對各校兼任教師有更嚴格的規範。」

「現在業界都在說非典型就業,何謂非典型?臨時性的、兼職性的、短工性質的,這個現象就在高教現場發生啊!」劉梅君痛心地說道:「我們是非典型高教。」

劉梅君表示,兼任教師沒有研究室,通常是疲於奔命地兼課,自然也無法好好做研究或者跟學生有互動。

陳思仁過去近6年的時間,在輔仁大學等4校擔任兼任助理教授,她指出,兼任教師最糟糕的是沒有資源更新教材,結果受害最大的是學生,「大量聘用兼任是市場化的結果,不是少子化。」

大學的總教師人數中,兼任教師人數的佔比竟高達48%、將近一半。(資料來源/教育部統計處。製表/記者蔡百蕙)

陳思仁說,早期會希望有一天能轉專任,但履歷連投了4年之後,她就死心了,看到兼任教師的聘用甚至愈來愈嚴重,對整個高教生態感到失望。一位有清華大學歷史博士學位的友人也有類似的感觸,既然專任的教職都應徵不上,雖曾收到對岸大學的邀請去任教,但因為不想到中國大陸的學術圈,已決定轉行。

對於兼任教師的議題,教育部高教司長李彥儀表示,兼任教師的任用是保障教學的多元化,「存在是絕對必要的,」但逼近專任教師人數的比例問題,她也坦承這是必須處理的議題,至於如何處理?「我們正在研議當中。」

然而,高比例的兼任教師換取的不只是高教品質,還有教師們合理的薪資待遇。

兼任教師時薪23年未漲:月入不如電子作業員

很難想像,陳思仁兼任助理教授6年以來,鐘點費完全沒有漲過。事實上,除了國立大學在2014年統一調薪之外,多數私立大學的鐘點費因為無強制規定,已凍漲23年!

105學年度開始,陳思仁把兼課減至3所大學共10學分,以每小時635元的鐘點費來算,月薪大約2萬5千400元,但是扣掉沒有薪水的寒暑假,平均月薪實際不到2萬,「寒暑假加起來有3個月,期間的勞健保還要自費。」

10學分的課程加上備課、出題和改考卷,幾乎等同於一位月薪6萬多起跳的專任助理教授工作量,薪資報酬卻遠不成比例。

在這樣的薪資結構下,陳思仁說:「兼任教師要兼很多課,才有辦法營生和買書。」既然如此,她新學期起還減課?「不得不把文化的課辭掉,因為實在太累了。」

由於對高教生態失望,大學兼任教師陳思仁對找到專任教職已經死心。(圖/記者蔡百蕙攝)

家住台南的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徐文路,畢業8年以來,甚至是南北奔波兼課,在交通大學等4校兼了16學分的課程,僅管兼課堂數較多、且國立大學的鐘點費也略高,有735元,但扣除寒暑假以後的月薪,也就是3萬5千多元。

但如果再扣掉南北兼課衍生的交通和住宿費,他冷冷地說道:「一個月就剩2萬5、6千元了。」

僅管如此,徐文路仍熱愛教學,他強調,教育部至少該給兼任教師合理的薪資水準,讓他們能夠排除後顧之憂,不要求大富大貴,至少不需要為了生活調頭寸。

劉梅君痛批,兼任教師未獲合理的薪資待遇,心疼他們實際的月薪過低,「真的還不如到電子廠當作業員。」

另類剝削:約聘制的專案教授

賺時薪的兼任教師之外,不穩定就業的還有約聘制的專案教師。「專案也適用專任教師的評分制,結果就算達標了,說好隔年會續聘都是假的,每一年都在公開招聘。」在中部某國立大學已連任2年專案助理教授的奕勝(化名)說。

奕勝表示,其實屬約聘性質的專案和兼任教師,都是大學壓低成本的作法,「學校該補的專任教師缺就該開出來,但通常是快被評鑑了(註),那一年才趕快聘專案教師來補。」

而即便難得的開出專任教師職缺,系上已熟悉的專案教師也未必具優勢。奕勝指出,這些年看到高教體系裡,「私人任用的比例也愈來愈高。」

這一點,Wesley(化名)特別感同身受,在取得台大電機系博士學位後,還赴美從事博士後研究,回國後仍找不到專任職缺,於是先在某國立大學做專案教師,結果一做五年,就是轉不了專任,「系上曾經有專任的缺開出來,但大家都知道缺是誰的,還直接叫你不用去申請。」

由於專案教師一年一聘,Wesley表示,「什麼時候被fire掉不知道,那種心情上的不穩定,比專任的強烈很多。」

唸博士意願低落:學術人才恐出現斷層

高教的專任職缺太少、兼任比例太高,怎麼辦?

「關鍵還是生師比的問題,」陳書涵指出,如果逐年改善生師比,把灌水的因素拿掉,「台灣根本沒有博士太多的問題!」合理估算,以台灣高教總體約5萬名的專任教師來說,平均年資以25年計算,「其實一年至少要有2000個缺額,現在一年卻只有400個缺,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允許我們的生師比差。」

對此,教育部另有想法,目前教育部的對策,是逐年向下調整博士生的人數,每年以15%為目標,李彥儀更表示,將來少子女化會讓學生人數少得很厲害,職缺也會愈來愈少,她認為,就讀博士的高階人力應該反思,「要不要把大學教職當作唯一的出路?」

即便教育部不出手下修台灣的博士生數,看到高教就業市場的黯淡前景,近年來許多台灣各大專院校的博士班紛紛傳出招生缺額。

由於未來高教就業市場不樂觀,願意唸博士班的學生也愈來愈少。(圖/記者季相儒攝)

影響所及,海外的高階人才即使想回國、也不敢回國。美國休士頓大學的政治學博士王靖興即是其一。他說:「當然還是希望回台灣貢獻所學,在國外自己始終是外國人。」

拿到博士學位已經3年,王靖興卻一直看不到回台就業的機會,「現在台灣開缺很少,各大學又多有自己屬意的人選。」於是,今年起,他說已幾乎放棄回台的希望,會繼續在美國從事博士後研究。

「美國的職缺競爭也很激烈,但因為市場大,人脈關係比較沒那麼重要,只要有實力,還是可以找得到。」

劉梅君也觀察到,最近幾年連出國攻讀博士的學生也愈來愈少,「因為讀完之後,怎麼辦?特別像到美國去讀,好貴啊!」

「以前我的學生,1、2年就會有1個人出國唸書,現在沒有了。最後那個出國的已經是4、5年前的事了。」劉梅君嘆息,現在學生看到就業機會,為求工作安穩,會選擇優先就業,讀博士就以後再說,「其實我有看到幾個非常適合讀書的,就選擇先去就業,非常可惜。」惋惜之情溢於言表。

年輕學子唸博士的意願大減,影響會是什麼?教育部希望減少博士的產量,調節教職供需失衡的問題,劉梅君卻認為,「人才會有斷層,絕對會有斷層。」等到我們這一代退休了,現在在各個大學流浪的博士,因為這些年來流浪兼課,「不可能有機會好好地研究,他們也補不進來。」

不論是苦撐尋找教職,還是被迫出國求職,甚至覺得回不了國的博士,這些高教的流浪悲歌不會停止,除非少子化開始被視為改革契機,而非大限衝擊,否則即便擴大招收外生補救下滑的新生人數,恐怕台灣高教也未必有足夠吸引人才的國際競爭力。

註:2005年大學法修正,教育部成立「高教評鑑中心」,自2006年起全面展開5年一輪的大學評鑑。當時目的係以評鑑結果來分配補助大學的經費,企圖形成「獎懲機制」,藉此淘汰部分校院系所,形成「退場機制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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