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
近來，法務部與警政署一直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，對於通聯紀錄的調取，設有法定刑三年以上的限制，致在遇有失蹤人口找尋之場合，將因此耽誤救人時機，而亟欲再修法。惟通保法乃針對犯罪偵查，除此之外的通聯調取，並不在此法的規範內，而須依電信法等相關規範為解決，若想以此理由來修法，致放寬監聽之門檻與限制，實讓人有掩耳盜鈴之感。而事實上，從六月二十六日，法務部所公布的通保法施行細則，就已有偷渡的跡象。
今年一月通保法修正的重點，就是為防止一票吃到飽的濫權監聽情事，而確立一被告、一監聽票的原則，惟在目前法院並無設有監聽票核發的專庭下，就易造成的標準不一之對待，則檢警調機關若基於方便性之考量，是否會試圖找尋核發監聽票較為寬鬆的法官為長期合作對象，就值得關注。且根據通保法第5條第5項，不管是同一案件，還是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之相牽連案件，仍得同時聲請數張監聽票，則所謂一人一票原則，就只是多增加聲請的紙張耗費，能否產生實質的防制效果，也肯定是未知數。
而為了避免他案監聽所取得的證據遭濫用，在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即明文，因監聽所取得的他案內容，必須在發現後七日內，補行陳報法院，並經法院審查許可後，才具有證據能力。惟在法務部所公布的施行細則，其中的第16條之1第2項竟規定，所謂發現後七日內，是指執行機關將該內容作成譯文，並在綜合相關事證研判屬其他案件，而向報告檢察官時起算。如此的規定，不僅已經逾越母法，且只要執行監聽的機關尚未報知檢察官，此七日期間就無從起算，則原本欲防制他案監聽的目的，也因此破滅。
此外，根據通保法第18條之1第2、3項，除嚴格禁止與監察目的無關的內容作為偵查、審判之用，更須立即銷毀，若有違此而挪為他用，根據通保法第27條第3項，更可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但於施行細則第16條第2項卻又附加，若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，即陳報法院審查其他案件之內容，仍可做成譯文。如此的規定，又再放寬母法的限制，就有使例外變成原則之危險。
更扯的是，關於通保法第27條第3項的挪為他用之要件，乃是須由法官於具體個案為判斷，法務部卻藉由施行細則第16條之2，將之解釋為「無故作不正當使用」，不僅語焉不詳，更嚴重侵及法官的審判權核心。
總之，生效不久的通保法對監聽限制僅是為小幅度的修正與調整，能產生多少抑制效果，實難得知，卻仍被偵查機關認為是治安維持的一大阻礙，法務部甚至藉由施行細則來偷渡修法，而超越立法與司法權。顯見，我國的人權與法治觀念，於執法者心中竟是如此的薄弱。
●作者吳景欽，博，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。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，投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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