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仁義
談反服貿學運。不過筆者不談正反兩面的理由，不談民主或獨裁，也不談和平與理性的抗爭方式；本文試圖從結構性去分析這場學運，惟有瞭解現象的結構性問題，才得以不被片面零碎的事相所矇蔽。
青年們為何「造反」？難道僅為反對通過服貿對台灣的傷害？或是為了維護民主？這兩個理由其實並不足以撼動人心，讓人們願意走上街頭。那麼，年輕人到底在「想什麼」？這同時也是「大人們」最不解的地方；年輕世代與中生代對學運不同觀感，正好反映了某種世代間的落差。
在政治學理論解析社會運動或革命現象，常提到兩個論點:「相對剝奪感」（Relative Deprivation）及「政治效能感」(political efficacy)。當人民同時發生這兩個現象時，遂產生抗爭運動，一般來說，年輕世代的政治效能感往往高過於長輩們的世代，而長輩世代的政治參與度(指投票參與)雖然高過於年輕世代，但那是一種受限於藍綠意識型態的框架，對於自身政治行動的認知與反抗威權的能量極其有限，這是兩世代間對民主不同的態度與見解，這種兩代間不同政治文化的氣質或特質，其造成原因在於兩代間分別受到不同民主土壤孕育的養分，這些差異的詳述，筆者推薦可以參考清大彭明輝教授在他的部落格所撰「大人看不懂「太陽花世代」？ 」一文【1】，在此不再贅述。
不過，世代間不同的政治氣質，這只能說明「世代差異」的現象，且不能完整解釋這場運動的由來，有更關鍵且結構性的問題值得探究。
「相對剝奪感」最易顯淺懂的說法，便是人們對於社會感到不公平與不正義，是一種政治、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均的「分配」問題，而談社會資源分配時，便涉及權力操作與整體社會如何進行分配（對正義的概念）（即誰該得到？得到什麼？應得多少？），還有社會成員在其社會地位構成結構的階級位置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社會關係。
如果社會成員在其社會結構的分佈位置，是影響獲得資源多寡與握有權力大小的關鍵因素，那麼探究其社會結構所處的位置，將有助理解人們為何對社會感到不正義的緣由。
換句話說，分析年輕世代所處的社會結構裡的位置，便是找出這場運動的結構性問題所在。
年輕世代所處的社會位置，要從全球性社會經濟結構來檢視，青年問題已是全球化問題，不論是歐洲地區青年失業潮或到美國華爾街占領運動等等...「失落的年輕世代」早已浮出檯面，台灣學運浪潮並非突如其來地到來，只是時機稍晚，但還是脫離不了全球性社會經濟結構的脈絡。
檢視年輕世代的社會結構，經濟學人曾提出「海綿世代」的概念是一個很好分析的開始。所謂「海綿世代」，按經濟學人的解釋，指戰後嬰兒潮世代，因占據社會有利位置，享有戰後「人口紅利」所創造來的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，是一個「幸運」（生逢其時）的世代，因其世代將所有的經濟利益吸乾抹淨，未來勢必引發與年輕世代間的衝突，這種現象即為世代傾軋（Generation Squeeze）危機。【2】
這裡至少有幾個社會經濟的矛盾之處：
1.由於戰後「人口紅利」所帶來的經濟優勢流失，全球要再邁入高度蓬勃的繁榮經濟成長恐遇瓶頸(尤其為已開發國家)，已經有不少經濟學者對未來全球經濟回復到黃金時期感到悲觀，如果未來全球經濟成長有限或停滯，加以少子化現象，貧富差距擴大（政府徵不到富人的稅），國家整體財政將陷入困窘。
2.未來國家財政困頓，但人民對政府期待的社會福利之需求有增無減，同時政府治理能力逐步降低，這種落差與人民的相對剝奪感將埋下未來社會衝突的種子。
3.少子化是必然的趨勢，而嬰兒潮世代仍享有或維持社會福利的服務水平，但現行政府勉為其難提供社福或舉債因應，嬰兒潮世代為政府留下的負債，將使年輕世代勞動人口的負擔更為加重，這種加重的程度是雙重的，一方面人口老化與少子化造成年輕勞動世代的扶養比增加，一方面則為長輩世代不知自我節制地將利益吸乾抹淨，導致政府對年輕世代的勞動人口只有不斷徵稅再徵稅一途，來填滿嬰兒潮世代所留下的債務缺口。
4.最為關鍵的是，由於嬰兒潮世代社會上，通常在社會上擁有較多的政治及經濟的權力，他們是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人，在經濟領域裡多是雇主、老闆或是主管；在政治上，不少是高階官員、政治領導人物；在選舉與公共政策上，由於他們人數眾多，而他們會持續投票給同一世代的人，操作出對他們有利的政策。一方面這個世代人數眾多，一方面又擁有實質的權力，整個政府的施政及社會主流價值、意識型態，由他們主導、掌控，透過各種有利的政治與經濟工具，依據自身的利益與立場，引導整個社會的意識型態，為他們量身訂做、服務。占據有利的社會位置，手裡握有實質的權力，成為國家主要服務的對象，於是嬰兒潮世代變成「海綿世代」，將所有的經濟利益與國家資源吸乾抹淨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這裡可以再引申一段，所謂代議政治的失敗，並不僅僅是代議士素質的低落與制度失靈而已，對年輕世代而言，即便再完善的代議政治，恐怕也沒有年輕人發言的位置與影響力的空間，這不但是代議政治失序，而是一種年輕世代的政治權力被壟斷的與世代興替的現象。
5.嬰兒潮世代將資源吸乾抹淨，便會造成近來所談的「失落的年輕世代」的現象。吸乾抹淨的結果，絕對促使國家空洞化，國家再也沒有餘力能夠照顧下一代的族群，反而吸取下一代大量的付出，才能維持國家的窘境而不致破滅，對接下來的世代而言，國家不再成為保護者，而是剝削者。
6.公共政策的失靈，舉凡低薪、稅制、高房貸價、高失業率、勞動條件惡化及學用落差問題等，都進一步是年輕人對現況不滿且更加惡化。
上述分析即是結構性「世代矛盾」的問題，這絕非服貿或反服貿可一言以蔽之（服貿過與不過，這種社會的矛盾結構依舊存在），當然也不是學運發起人所認為的「捍衛民主」或一種民主深化，相反地，筆者倒認為是一種社會的內部「階級」矛盾所導致的民主危機，這個矛盾沒有解決，社會衝突（世代間衝突）仍會不斷上演，也許參與的年輕世代沒有自覺到「世代矛盾」意識存在，這場學運只是世代衝突的一個開始，一種啟蒙，而絕非一場落幕。
筆者引述兩段不同抗議者的話語，說明年輕世代「反叛」的心情：
「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當我們為危機付出代價，而始作俑者卻持續坐領高薪。人們對接踵而至的不公不義感到反感及厭倦，我們只是想要重新拿回過去屬於人類的尊嚴。目前的世界不是我們想要生活的世界，我們絕對有權利決定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。我們堅信我們可以改變一切，而目前正處在改變的絕佳時機。」【3】
「沒有政治人物告訴我們真相。」就讀於第撒隆尼基大學（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）的雷布提（Eleftheria Rapti）表示：「他們等到最後一秒才告訴我們，希臘已經不是過去我們以為的那個國家了。我們基本上已經破產了。」【4】
對年輕世代而言，對未來的奮鬥與鬥爭已悄然啟幕，未來的命運只能靠自己去爭取、去冒險、去掌握，我們不是失落的世代，而是國家的未來與主人.....（待續）（下篇將從代議民主及國家自主性談起）
參考資料：
【1】清大彭明輝教授「大人看不懂「太陽花世代」？ 」
【2】經濟學人：全球經濟下個危機世代傾軋(2012.10.19 聯合報)
【3】我抗議：佔領華爾街，改變一切(莎拉．馮．吉爾德)(廣場出版)
【4】拒當失落世代 希臘青年搞創意(台灣立報 2013-7-07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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