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
立法院審查服貿協議的黑箱作業，引發大學生攻佔立法院的行動，並在有學生進一步佔領行政院後，遭警察強制驅離，致發生流血衝突。從此事件，正明顯反映出，所謂公民不服從或和平抵抗於理想與現實的落差。
以「湖濱散記」聞名於世的小說家梭羅，於1849年，為抗議美墨戰爭及奴隸制度，於拒絕繳稅遭逮捕出獄後，發表了一篇名為「論公民不服從」之短文。而根據梭羅的主張，只要國家的法律不正當或政策不公，人民就有權拒絕服從。
由於公民不服從的目的，並非在推翻政府，亦非在革命，只是將暫時走偏的法律加以導正，故此種舉措即強調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，而與和平抵抗權劃上等號。
只是公民不服從的主張，卻常面臨實踐上的困難。首先，在指稱某一法律或政策不公、不義時，到底是基於什麼基準？又該由誰來判斷？由於公民不服從，乃具有自然法的思想，而超越於法律之上，則關於所謂不公、不義的意義，就必然趨於浮動，致難有客觀性。以此次服貿協議的爭議來說，未能逐條審議的黑箱作業，肯定違反程序正義，但關於協議內容對台灣的利弊得失、會影響多少人的生計等等，是否為不公、不義，肯定會陷入人言人殊的狀況，致難有共識。
其次，公民不服從，雖不具有暴力性，未必代表其不會觸法。以此次學生攻佔立法院來說，其目的雖在維護憲法的民主原則，惟就第一線的警察而言，在其根本無權、也不可能去審查法令是否違憲下，自只能依上級命令來執行其職務，若學生有所反抗，自會以妨礙公務、侮辱公署與毀損等罪之現行犯，來加以驅離或逮捕。而公民不服從雖為現今耳熟能詳的概念，卻鮮少有國家將之列入憲法的基本權保障條款中。也因此，若將來這些學生遭檢察官起訴，即便法官明瞭學生是為民主、為人權的良善動機，但受限於法官必須依「法」審判的框架下，能否以人民實行和平抵抗權來阻卻不法，實有著相當大的困難。
美國獨立的推手潘恩，在其所著的「常識」一書中強調，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是必要之惡，最壞的政府更是讓人無法忍受之惡，人民當然有權抵抗。只是不管是梭羅或者潘恩的主張，皆是立基於天賦人權的想法，若加以實踐，往往得衝撞現有的法制，致暴露出一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。不過，既然公民不服從是在抗議不正法律的存在，若因此觸法，甚至鋃鐺入獄，或許更能彰顯制度的不公、不義及付諸行動者崇高的目標理想。這也是甘地、金恩等等非暴力運動的力行者，一直為人所稱頌的原因。
●作者吳景欽，博，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。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，投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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