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育岱
譚偉恩
政府間性質的國際組織基本上都依循一個原則：一國一席。詳言之，除了像世界貿易組織(WTO)這種以關稅自主權為首要區別判準的經濟性國際組織外，絕多數的國際政府間機構並不允許一個國家（或是實體）出現多個或重覆代表與會的情況。在上述原則下，國際組織的參與有點類似是「零合型的」賽局(zero-sum game)；即若同時有兩個政府欲爭取同一個國家在國際組織的代表權，其結果必然是僅能有一方勝出，獲得此代表權之合法性。落敗的另一方於是自然會面臨國際參與空間壓縮的窘困。此外，零合型的賽局與所涉事件的「結構性」因素極為相關，若無根本性的制度調整，此種非我即彼的競爭現象很難消除。
台灣從1971年被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取消合法代表「中國」（China, 本文完全依據2758號決議的原文表述「中國」，以國際實定法文件為據）參與聯合國暨其相關政府間組織的權利後，便一直在這樣的零合賽局中居於落敗之一方。有人認為，台灣從2009年起開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(WHA)和今年出席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大會(ICAO Assembly)的實踐是針對此種落敗劣勢的突破；此種觀點需要再斟酌。
首先，就組織制度面來說，WHA和ICAO Assembly的參與都不是依據目前世界衛生組織(WHO)或民用航空組織(ICAO)本身自己組織章程中的規定，也就是說國際組織的結構沒有任何調整。因此，台灣的參與還是在原本的零和賽局之中。其次，在零合賽局沒有修正的前提下，台灣的參與便不是以主權國家的法屬性為之，也並非以合法代表「中國」的政府身份出席，因此若要判定為是一種外交破突，可能台灣政府有關當局需要解釋清楚倒底是哪個面向上有所突破，而這樣的突破又為我們台灣人民帶來什麼實質的好處？還是事實上並沒有突破，只是為特定的政治人物或是商業團體製造了利基？
最近（10月4日），《經濟學人》關於馬政府外交一文引發不少討論，但一個似乎被遺忘的重點是，該篇報導於文中明白指出，台灣放棄以國家的法主體性爭取國際參與，改以溫和地(gently)追求觀察員的資格。實務上，選擇以國家、觀察員或是其它身份進行國際參與是策略操作的理性選擇，不同人或政黨在位難免有不同考量，利弊得失的辯論無止無盡。惟一國外交有無進步，有無突破，不宜僅看表象的形式參與，更要關注此種參與能否為人民帶來實質裨益。國慶屆至，無論歡祝氛圍如何，為政者均當體悟民為國本，莫以賽局博奕之心，權謀個人政治交易。
●作者蔡育岱，中正大學副教授；譚偉恩，政治大學博士研究生。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論壇歡迎更多參與，文章請寄→editor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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