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
針對《會計法》第99條之1的修正爭議，行政院在馬總統指示下，以民意代表的特別費，亦應與研究費核銷相同，將除罪對象排除公款私用的情況，而向行政院提出覆議案。只是在立院覆議否決後，若將來再為修法提案，且仍只著眼於除罪與否，而非此等費用的法制化，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。
行政院若對於此次《會計法》第99條之1的修正，認有窒礙難行，依《憲法》增修條文第3條第1項第2款，經總統核可，並於十日內向立法院提起覆議，立法院亦應於七日內集會，並於開議十五日內為決議。而因覆議只能為贊成或反對的議決，而不能為法案內容的修改，故若全體立委未有超過二分之一維持原案，此修正條文即被否決。因此，一旦立法院覆議否決了《會計法》第99條之1的修正，則一切回到原點，若欲將民意代表的特別費與學術研究費核銷除罪化，勢必得在未來重新提案，並將公款私用不得除罪的對象與範圍，由原先的研究計畫者，亦擴及於民意代表，以符合平等原則。
只是所謂除罪化，乃是認為對某行為的刑事處罰，已不合時宜，故須將此法條廢除，不僅不能有例外，其效力也是向後發生。而若有案件尚未終結者，基於《刑法》第2條第1項但書的從輕原則，檢察官即應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52條第4款、法官亦應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02條第4款，以刑罰已經廢止為由，來為不起訴處分或免訴判決，而不得為起訴或實體判決。
依此而論，若像此次對研究費核銷的除罪化，即《會計法》第99條之1第2項後段，將除罪的時間點設在2012年底前，實讓人莫名所以。且此種向前溯及而非向後生效的除罪化，不僅在立法例上屬罕見，亦難找到為何可以差別對待的正當化理由。又根據同法第3項，將研究經費納入私有者，排除於免責的對象，雖在強調公款公用原則，惟因是否納為私有，仍須由檢察官為偵查與起訴，法官仍須為實質審理與判決，而不能立即以不起訴或免訴將案件終結。如此的結果，實與現行此類案件的處理無太大差異，致有除罪之名，而無除罪之實。
所以，立法者即便於未來，將特別費與研究費除罪化的範圍，僅限於公款公用的情況，但其所能產生的除罪化效果，肯定相當有限，致與現行司法運作，僅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。更重要的是，若堅持公款必須公用，則在2011年5月，最先被除罪的首長特別費，為何無須有公款私用必須排除的例外？如此的矛盾，不僅讓人有因人設事之感，更突顯出，立法者將此等費用的除罪化等同於法制化之荒謬思維，致未能根本解決爭議。
不管是特別費也好，研究費也罷，皆屬民膏民脂，自須因公支出，而不能納入私人口袋，此種價值，絕不因時間、空間的不同而有所改變。也因此，立法者該思考者，實非違反公平正義的除罪化，而是應儘速修法，將此等經費的核銷予以合理與法制化。
●作者吳景欽，博，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。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，投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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