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
酒駕致死的事件頻傳，各界要求加重刑罰的呼聲一直不斷，而立法院終在本會期的最後一天，完成對酒駕加重刑罰的修正，以符合各界的要求與期待。只是此次修法，卻仍有諸多問題存在。
1999年，我國刑法增訂《刑法》第185條之3，將單純酒醉駕車入罪化，期能有效防止酒駕肇事的發生。惜因此條文的法定刑，即便從剛開始的一年改成現今的兩年以下，但刑罰畢竟不重，致案件多以緩起訴或緩刑為終。更成爭議的是，根據此條文，酒駕尚須達不能安全駕駛的程度，才得以處以刑罰，若未達此標準，則僅能以行政罰處之。而因不能安全駕駛的基準，目前法條並無明文，惟參酌美、德、日等國的標準及從實證資料得出，若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○．五五毫克者，肇事率為一般人的十倍，此即成為檢警判斷不能安全駕駛的界限。惟如此的標準，畢竟非屬法律規定，法官自不受其拘束，相類似案件即可能出現不同的判決結果，而難有一致性，不僅有失公平，也使得此罪的嚇阻效果變得極其有限。
所以，在此次修法中，特別將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，直接以酒精濃度為明文，確實可避免司法對待的歧異性。只是每個人的生理狀況不一，如此的硬性規定，法官即無於具體個案為判斷的空間，尤其是將酒精濃度基準訂為千分之○．二五毫克的低門檻，不僅使司法負擔更為沉重，亦造成刑罰的無限擴張，致與刑法的最後手段性原則相違背。更何況，《刑法》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，並非只針對酒駕，也包括服用毒品、麻醉藥物等情況，但面對此種無法以濃度標準為界定者，仍不免得由法官視具體個案為不能安全駕駛的判斷，致造成同一法條，卻有不同認定標準的歧異現象。又同屬危險情狀的身心疲勞、超高速駕駛等，若未同時列入不能安全駕駛的範疇，亦有違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的平等原則。
此外，根據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》第114條第2款，酒精濃度若超過千分之○．二五毫克的酒駕者，警察即可依《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》第35條第1項為罰鍰、扣車與吊銷駕照等之行政罰。則在刑法的酒醉駕車，關於不能安全駕駛已明確化為千分之○．二五毫克，致與行政罰的標準相同下，若不儘速修改交通法規，必造成法規範的相互碰撞，致使警察無所適從。
而關於刑度部分，此次修法特別將酒駕致人於死者，由原來的一到七年提升至三到十年；致重傷者，則從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提升至一到七年。如此的加重刑罰，其目的當然在壓縮法院判處緩刑的空間，卻也因無輕判之後路，致使行為人全力為抗辯，不僅難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，亦使審判時間拉長，重罰的嚇阻效果必將因此遞減。又在車禍肇事，於現行刑法體系仍屬過失犯下，將酒駕致死的法定刑提升到十年，已與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下限相等同，不僅紊亂了故意與過失區別的體系，亦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而有違憲之虞。
刑罰即便加的再重，惟若取締不夠徹底與確實，仍難免於僥倖心理的產生。也因此，警察的嚴厲執法，才是防制酒駕的最佳對策。
●作者吳景欽，博，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。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，投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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