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
醫病爭議不斷，使醫界要求醫療糾紛除罪化的聲浪不斷，衛生署也提出《醫療法》第82條第3項的修正草案為因應，惟這真的能解決問題嗎？
根據統計，從2000年到2008年，地方法院針對醫療糾紛的判決資料，竟有312名醫師成為刑事被告，雖然最終多獲判無罪或緩刑，但由於每個案件光一審判決，就須耗時三年多，這不僅耗費司法資源，對被告、對病人或其家屬而言，都是一種煎熬。既然如此，將醫療過失除罪化，似乎是解決此困境的最佳手段。
惟立法者僅能針對一般性與普遍性事務為立法，若將醫療過失排除於外，即是將某個群體或行業排除於刑法之外，實違反個案立法之禁止，而有違平等原則。退一步言，即便認為除罪化有其正當性，惟目前衛生署所提的醫療法第82條第3項草案，即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才負刑責的條文，不僅只是部分除罪化，更難於現實面運作。
因依據《刑法》第14條，過失僅分為有認識與無認識過失，而針對業務過失致人於死或傷，則在《刑法》第276條第2項及第284條第2項，分別有加重處罰的規定。除此之外，在我國刑法中，並無針對輕、重過失，致有法定刑不同的規定，而是由法官依據具體個案來為量刑的審酌。所以若將醫療行為的刑事責任限縮至重大過失，則在現有的刑法體系並無此概念，刑事司法實務亦未曾對此為定義下，勢必得沿用民法所確立的規範。惟基於刑法乃在制裁、民法則在解決私人紛爭，兩者立法目不同下，是否可為相互的沿用，實有相當大的疑問。
而為了避免對重大過失的解釋分歧，或可將重大過失轉化為「嚴重違反注意義務及偏離醫療常規」的具體明文，但所謂「嚴重違反注意義務」，其中嚴重與否的標準何在？而在醫療行為的高度專業與複雜化下，所謂「醫療常規」，又該何處尋？因此，如此的轉化與重大過失實無太大差別，反可能因法條的模糊性，而帶來解釋上的歧異，致造成類似案件卻有不同結果的差別對待。
因此，即便將醫療行為致死傷的刑責限縮至重大過失，但因檢察官與法官非醫學專家，也只能送請鑑定，而在目前醫事鑑定機關有限，且制度也不夠周全下，任何鑑定的結果，肯定都得面臨不客觀的質疑，因此所為的司法判決，難得當事人信服的問題依舊。更令人擔心的是，在重大與否的有權解釋者乃為檢察官或法官下，則此法條恐將成為司法者推掉燙手山芋的最佳藉口，而病患或其家屬仍會以民事訴訟的方式來請求賠償與找尋真相，醫師與病患仍不能免於長期訴訟之累。
也因此，解決醫療糾紛的根本之道，絕不在除罪化，更不是藉由民事訴訟來達成，而是須強化訴訟外的紛爭解決途徑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;ADR）。則如何藉由醫療補償制度的建立，來讓病患於第一時間獲得補償，必是當務之急。而衛生署已提出多年，且以調解與仲裁為優先的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，尤其是建立醫者與病者間的自律型對話機制，更有儘速檢討與立法的必要。若不如此，則醫療糾紛的案件只會更多，而使越來越多的醫師心灰意冷致萌生退意，這將使已經不足的醫療人力，更為雪上加霜。
●作者吳景欽，博，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。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，投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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