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
葉少爺撞死人的事件，引來網友們的撻伐，而某些立委也提出修法建議，以加重刑罰來嚇阻酒駕。惟在去年底，為防止此類行為的一再發生，早已於刑法中提高了刑度，但諷刺的是，今年一至三月，酒醉駕車的案件竟比去年還多。如今，若欲再為加重，恐陷入刑罰萬能的迷思。
在1999年刑法修正時，為了有效嚇阻酒罪駕車，因此，立法者特將原本屬於行政罰的酒駕與類似行為入罪化，而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，即只要服用毒品、麻醉藥品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，即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。不過在此條文通過後，由於條文中的所謂「不能安全駕駛」，乃屬極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，若委由第一線的執法警察為個案衡量，必會出現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，而引發公平性的質疑。所以，警察機關即會傾向於以呼氣或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多寡，來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，藉由如此的客觀數據以來避免爭議，更可因此來強化訴追效率，而能有效防止酒醉駕車。
惟如此的立法美意，卻難於實現，這是因，此罪的法定刑上限僅為一年，在大多數的情況，警察移送給檢方的此類案件，因屬輕罪，往往會以緩起訴處分為了結。即便檢方為起訴，法院亦多會給予緩刑，更有甚者，法院亦可能對警察僅以酒精濃度多寡，為不能安全駕駛的基準予以否定，而以無罪判決為終者，亦所在多有。則在耗費如此的司法程序與資源，卻不可能處以徒刑下，能產生多少嚇阻效果，實有相當的疑問。且證諸現實，酒醉駕車常伴隨致人死傷的情況，則針對此部分，即須另依過失致人於死或致傷害罪來處罰，而由於此類犯罪，其法定刑上限也僅為二年或一年，即便與酒醉駕車罪為累加，亦不可能處重刑，實難有任何嚇阻的效果。又不管是以緩起訴、緩刑或無罪為終結，若警察欲再為交通罰，即須面臨是否違反「一行為不二罰」的質疑，但若因此不能為處罰，反形成一個處罰的漏洞，而可能使人產生僥倖心理。
為了改變對酒駕處罰輕刑化的現況，在去年11月修法時，立法者將酒醉駕車的處罰上限提高至二年，並將得科或併科的罰金上限亦提高至二十萬元，並在刑法第185條之3中，增加第2項的結果加重犯，即若酒醉駕車致人於死，法定刑為一到七年，使人致重罪者，則為六個月以上、五年以下徒刑。藉由如此的加重處罰，期能嚇阻酒駕的發生。同時，亦修正了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，即針對刑事上，經檢方為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，或被法院判以緩刑、不受理、免訴、無罪確定等之行為，警察仍得處以行政罰。藉由如此的規定，不僅可解決「一行為不二罰」的爭議，更可彌補對酒駕行為的處罰漏洞。
但如此的刑事立法政策，還是陷入「刑罰萬能」的迷思，於現今，也證明了如此的重刑政策是有問題的，更何況，目前酒駕致人於死的法定刑，其上限已達於七年，若再為加重至十年以上，已與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相當，不僅紊亂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，更造成輕重失衡的現象。又試想，即便刑罰再為加重，若仍須耗費司法程序才能為定罪，甚或在大部分的情況，皆不可能處以徒刑下，如此的重刑化政策，恐僅是畫餅充飢，而難於改變現狀。也因此，警察密集且確實的取締酒駕，才是防止悲劇一再發生的不二法門。
至於對被害人的損害賠償與補償，恐才是當務之急，則如何強化被害人於民、刑訴訟程序裡的權利保障，即須修法以對。同時，也必須藉由被害者的補償基金或制度，而將如此的風險分散，更必須儘速為之。
●作者吳景欽，博，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。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，投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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