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主動脈（花蓮慈濟醫院麻醉及疼痛科醫師）
憎恨
那天我支援On call（在家待命）另外一家小醫院，傍晚我正準備打開電視看選舉開票的結果，結果電話就響了起來。醫院的急診室打電話來，說有病人需要我幫忙緊急插管，一般這種小醫院的急診室並不會叫我幫他們插管，所以當他們需要我幫忙時，表示真的出事了，病人一定傷得非常嚴重。
情急之下，我拿了摩托車鑰匙就要出門，那時天色昏暗，感覺就要下雨，我閃過要開車出門的念頭，但是車子剛好停在媽媽家那邊，我也沒有時間再過去拿鑰匙。
結果我騎車騎到半途的時候，果然就下起雨來。在一個十字路口，前方的摩托車因為紅燈緊急煞車，我臨時煞車不及，車輛打滑，整個人就這樣摔在地上。
摔車前，我腦海裡閃過好幾個念頭。我想著，絕對不能用腳去撐住摩托車，前一陣子我的同事才因為摔車時用腳去撐著摩托車，結果整個膝蓋的十字韌帶因為扭力太大而斷裂。
我又提醒自己，倒地時不能用手去撐地；因為用手去撐地，瞬間力道太大的話，腕骨就會骨折。於是那幾秒鐘，我腦海裡上演了好幾種落地的方式，最後整個人車就像電影摔車情節一樣飛了出去，人車分離，而我在地面滾了好幾圈。
我倒地之後，馬上又躍身跳起，扶正摩托車就要走。路人問我要不要叫救護車送我去急診室，我心裡嘀咕了幾下，想說我現在就是要去急診室。
雖然搭救護車去急診室可能比我騎車還要快一點，但是假如真的搭救護車去，就會變成我躺在需要插管的病人旁。要幫病人插管的麻醫因為受傷躺在另一張病床上，兩個人躺在一起，光想到那種畫面就覺得好笑。
我忍著摔車的疼痛，繼續飛車去醫院。到醫院門口的時候，看到一輛救護車已經停在醫院門口等待。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將病人轉診到另外一家大醫院去，就等著我幫病人插管。
我那時候有兩個選擇，一個是幫病人插完管後，再把病人轉院，另外一個是直接把病人轉院，反正麻醉醫師自己也已經身負重傷。
我看了一下病人，頸椎斷裂、顏面創傷，身體多處骨折，一邊瞳孔已經放大，瞳孔放大表示腦部有潛在性的出血，呼吸的時候胸部凹陷，腹部隆起，我們稱之為反常呼吸（Paradoxic movement），表示病人因為頸椎受傷或是腦部的呼吸中樞受傷，負責呼吸的橫膈肌已經無法正常收縮，現在都是用輔助肌肉勉強維持呼吸，反正就是瀕臨死亡的狀態。
我看了之後覺得，這種病人果然不是急診科醫師有辦法插管的，難怪他們要叫我去，就算將病人轉診到大醫院，也是需要麻醉科醫師插管，這中間又要浪費一大堆時間，所以我覺得還是插完管再過去比較安全。
病人的口鼻裡面都是鮮血，完全看不到氣管開口在哪裡。我掙扎了幾次，管子都放不進去，我開始想像管子假如放不進去，該怎麼樣讓病人活到另外一家醫院去？
瞬間我腦海又閃過好幾個念頭，我乾脆就直接跟病人跳上救護車，幫病人扣著面罩，一路扣到另一家醫院，或者我就直接在這裡幫病人做氣切、建立呼吸道，免得鮮血一直流入氣管，最後導致吸入性肺炎。
▲病人情況危急，是瀕臨死亡的狀態。（圖／聯經出版提供，請勿隨意翻拍，以免侵權。）
我覺得這一切都好不真實，好像是美劇《急診室的春天》裡才會上演的情節。不過，就在我內心上演無數劇場的同時，管子最後還是給我插上了。我把病人送上救護車，想說這個病人應該有救了，另外一家大醫院的值班醫師則有得忙了。
把病人送走之後，我終於鬆了一口氣，卸下全身的防備之後，我才意識到全身多處關節都因為剛剛摔車而隱隱作痛，衣服包裹下的身體應該有多處擦傷。
我覺得自己都應該掛急診處理一下傷口才是。但是前來支援插管的麻醉醫師，最後自己要掛急診，這想起來也好笑，所以我穿上外套就往急診室大門外走去。
大門外聚集了滿滿的家屬，其中一個年輕人正在用手機打電話。從他講的內容可以知道，病人投完了票就開始喝酒，喝醉之後又騎著摩托車出門，然後外面正下著大雨，最後就變成這樣……在這個鄉下地方，酒駕是很平常的事。
作為醫師，情感是很複雜的。我們既捨不得病人死去，也不忍心把他救活；我幫病人保留了一口氣，讓他有機會可以活著轉送到下一間醫院去，但是我內心一點喜悅也沒有。
我跟他都一樣，才剛剛因為騎車摔傷，只是我運氣比他好一點，我可以自己爬起來，但是他沒有。假如我倒地時，後面有一輛車追撞，從我身上輾過，躺在這裡需要插管的恐怕就是我了，而他也永遠等不到我幫他插管了。
有時候，人生離死亡比想像中還要近很多……而當我看著救護車離去時，我開始想像著，假如這位病人知道以後所要面臨的狀況，那他會想要我們救他嗎？
頸椎斷裂可能一生都沒辦法脫離呼吸器，腦部出血就算開刀移除血塊，可能還是會癱瘓、臥床，甚至變成植物人。
假如是我，我寧可這樣死去，也不願意活著……但是我還是盡全力救他了，假若他醒來之後發現自己動彈不得，靠著機器維生，那他會因為這樣而恨我們嗎？
＊本文摘錄自《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：在悲傷與死亡的面前，我們如何說愛？》
作者：主動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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