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瑪亞．莎拉維茲
譯／鄭谷苑
「我一點也不喜歡我有時會瘋狂沉溺於其中的興奮劑。我讓我的生命、名聲和理智處於困境，並不是要追求快樂。那是在絕望之下，要逃離的一種嘗試，要逃離折磨我的記憶，逃離一種無法承受的寂寞感，還有一種奇怪的恐懼感，感覺毀滅將臨。」
──艾德格‧愛倫‧坡（Edgar Allan Poe）
我們第一次去的急診室不讓我住院，說他們不治療「毒蟲」。雖然我媽媽已經試了好幾個月，讓我獲得協助，但當我同意時她還覺得蠻意外的。她不知道要送我去哪裡，只是立刻排除了附近的一家醫院。我最小的妹妹在那裡做志工──而我媽媽不想讓她因為我而感到尷尬。最終，我輾轉來到在蘇利文郡的社區總醫院，他們讓我在這裡接受七天的戒毒計畫。
我躺在擔架上，顫抖又哭泣，握著媽媽的手。在某個時間點，他們幫我打了一針，可是好像沒有什麼效果。護理師不告訴我打的是什麼，我事後才知道，那是那若松（naloxone），一種抗鴉片類的藥物，用來救用藥過量的受害者是很好的，但是對有戒斷症狀的人來說就有點難受了，因為它會增強症狀。
它是一種解毒劑，可以將神經受器（receptor）中任何殘留的鴉片類藥物移除。（這和現在藥物成癮者、他們的愛侶還有警察用來逆轉藥物過量所使用的是相同的藥物，而這種用法無疑是可以救命的。）
我猜，使用那若松來「治療」戒毒的基本理論是，它會更快速的將我系統中的藥物移除；而懲罰性的理由是，這會增加你的不適感。那若松增強了戒斷症狀，而且是在沒有獲得我同意的情況下施打的──這正是另一個跡象，顯示社會對藥物成癮者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，它既是一種罪惡，又是一種疾病。
▲注射那若松卻增強了戒斷症狀／示意圖／pixabay
成癮病患，一如其他病患，需要徵求本人同意的這個想法根本不被考慮。雖然治療和懲罰應該是相反的做法，而事實上，在我尋求協助的那時候，嚴厲而負有教化意義的手段才是常規，而不是例外，而這種做法現在仍然是大多數成癮者接受治療的共同經驗。
在尋求協助之前，我讀到復健治療時會讓成癮者成為「眾矢之的」，成癮者的外表也會刻意被要求要低調，而每個在場的人都可以隨意批評他們的錯誤和缺點，當面喝斥他們，常常對他們吐口水。我聽過這樣的治療程序可以持續好幾小時，不許你上廁所或睡覺，完全沒有個人隱私，還有持續又嚴厲的攻擊，就是要完全擊垮你的自我認同。
我在公眾的慈善晚宴上看過這類的治療課程，或是在主流媒體上當作播報重點，而完全沒有受到批評。我知道這些做法是普遍被接受的。事實上，對這種以殘忍又蓄意侮辱的做法做為住院成癮病患治療方法的恐懼，正是我為何沒有更早就醫的一個重大理由。
一般來說，我是很怕和人接觸的；我使用藥物來獲得情緒上的保護和社會上的慰藉。要讓我變得更脆弱、更「破碎」，要用這種方式來治療我的成癮，看起來和我所需要的恰恰相反。
身處無法逃離的大眾譴責的中心點，對環境沒有任何控制力，對我而言如同地獄，而非救贖之地。我本來就深感羞愧、自我嫌惡又有罪惡感；我一天注射十幾次古柯鹼並不是因為以此為榮。
而對內向又過度敏感的人，沒有私人的空間或時間，被迫參加長時間的團體活動，即使活動本身是很友善的，還是一種受罪。如果被強迫面對敵意和持續不斷的攻擊，那更是極度創傷的經驗──特別是對那些在兒童時期有被霸凌或虐待的人，而這就涵蓋了很大比例的成癮者。
有一項研究發現即使對一般大學生，參加「攻擊式治療」的受試者中，9％的人事後有持久的心理傷害，而這種治療模式在藥物治療中是很常見的。這樣的效果，對本來心理就不是很健康的人當然更糟糕。然而，當時我覺得自己並沒有其他的選擇，只要是立即可用的治療方式，哪一種都無所謂。
我當時並不知道，無論是我自己對成癮的觀點，以及我將以哪種方式被治療這兩件事上，歷史將有如何的轉折。
＊本文摘錄自《成癮與大腦：重度毒癮者的自白及成癮行為的形成和治療》
作者：瑪亞．莎拉維茲
譯者：鄭谷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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